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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贯这么说话，杨怀仁已经听出来话中的意思了。

    看来赵献球在江南也不是一手遮天啊，市舶司的岑公公好像就和他有点不对付。

    从江南三司的职能来说，漕运衙门和市舶司都是管运输的，漕运衙门管内河航运，市舶司管外贸航运。

    二者有联系，却也谈不上什么瓜葛，因为大宋的内部运输和对外贸易，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织造局在两者中间夹着，倒是显得特别有意思。

    大宋的海上贸易，在建国初期是被禁止的，太宗皇帝太平兴国元年颁布法令实施海禁，规定私自进行海上贸易者，满一百钱论罪，满十五贯判黥刑，也就是在脸上刺字了。

    到真宗继位之后，虽然海禁法没有废除，但实际上海上贸易已经适当放开，朝廷带头开始了海外贸易，只是民间的海上贸易还处在管控范围之内。

    直到神宋朝元丰二年，海禁便被全面取消了，朝廷允许商人进行海上贸易，甚至还出台了一系列的管理和税收等政策，重置市舶司，管理和协助商人自由开战海上贸易。

    大宋精美的丝绸、瓷器、茶叶，以及一些精美的手工艺品便通过海路运送到东南亚国家中转，再由中东和南亚等国家的商船从东南亚国家买走，运回到本国贩卖。

    这样的海贸形式一直持续到南宋，当时的海贸船只因为制造工艺有限，所以跑不了远洋运输，而且还受到季节的限制。

    夏秋时东南沿海时常有风暴，在海上跑船非常危险，所以只有在冬春两季，才是海上贸易最密集的时节。

    宋朝的瓷器和丝绸在中东和南亚国家非常受欢迎，所以取消海禁的这十几年来，海上贸易非常频繁，养肥了市舶司之外，也产生了很多依靠海贸发家的江南富商。

    这便形成了一个怪的现象，靠海上贸易发家的海商，和江南传统的靠国内贸易发家的富商分成了两派，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圈子，大家各做各的买卖，却没有什么合作。

    而江南依靠织造发家的布商，则夹在他们中间两边不得罪，又成了一个独立的商人圈子。

    而朝廷在江南的三司，便各自受到了三帮商人的抬举，三位首领太监，也就各有各的财路了。

    三位首领太监之间，或许表面上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可实际上在如此复杂的利益纠葛之下，很难说他们就真的三个人一条心，或者说，若是没有因为利益而相互算计，那才是出了鬼了。

    管理漕运的赵献球看上去资格最老，地位也最高，但管理市舶司的岑公公和他管辖的范围各有不同，接触的人也不怎么相干，一个在扬州，一个在江阴，两地隔得并不算远，但两边来往不多，岑公公也不必迁就着他。

    比起这二位来，童贯算是个新来的，要说在江南地方上的势力和人脉，肯定是没法跟他们两位相比，所以也只能夹在二人中间想方设法左右逢源了。

    而在实际利益上，明显管理市舶司的岑公公是油水最大的，赵献球这边干的事情最多，但大多数诸如漕粮、官盐的运输调配，都是朝廷的差事，他是不敢跟朝堂上的文官大老爷们这里夺利的。

    只有从民间的运河贸易中能得到些好处，但国内贸易量虽然大，但利润其实不高，说白了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靠累计的量来获得利润。

    这些通过漕运来转运货物的江南商人，当然要懂得孝敬漕运衙门，当然，赵献球得到了好处，也是细水长流型的。

    可海商就不同了，他们每年走的货物数量上看上去没法跟国内贸易的商人相比，但他们跑海贸利润大啊。

    北宋的丝绸和瓷器，国内是一个价，卖到东南亚又是一个价，中东商人转卖回他们那里又是一个价。

    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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