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9年5月26日，定军堡。

    邵元义发现自己又走不了了，原因是他名气太大，而定军堡一带的医疗条件又过于薄弱，故被陆军莫老总临时抓丁留在了本地道教医院帮忙治疗伤病员。毕竟，上万人马前往北面山里剿匪，伤病是在所难免。

    不过，好在这会陆军各路人马尚未齐集，物资也在陆续抢运之中，故邵元义有了一段难得的闲暇时光——嗯，仅仅是繁忙工作到来前的片刻宁静罢了。

    “这里是有名的定军堡，在这里流传着大量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和故事，多半是和瓜拉尼蛮子相关的。我带着紧张的好奇心在稀疏的森林间策马而行，森林空地间美丽花朵点缀在我的左右，令人心旷神怡。”

    “定军堡是个不大的城市，它的许多石头房子装饰着塔夸里河的堤岸。河岸边种着许多果树——是你喜欢的橘树——河对岸的丘陵上有着大群白色的‘云朵’在移动，我想那一定是可爱的绵羊。我想，也许定军堡的居民们真的过着好日子，至少这座城市看起来很富足，或许居民们的工资都比较高吧，毕竟每年都会冬天都会有大量的战利品和奴隶汇集于此。”

    写到这里，邵元义点起烟斗抽了口烟，他原本在大明时是药店童工，只粗粗识得几个字，至于正式学习语文还是来到东岸后的事情了，因此他的行文风格带有很强烈的东岸特色，比如他这封写给新寡的小姨子安娜的信就是如此。

    “城市里最宏伟的建筑是监狱……”邵元义写道：“超过一千名来自波兰的契约奴住在城外的棚屋里，日夜辛勤的平整路基、修建房舍、砍伐森林、割草放牧，他们显得是那样地顺服，就像在波兰时面对领主老爷们那样顺服，原因大概不外乎他们原本就是农奴吧。”

    “城外的棚屋我也去过，总是非常昏暗。我不能不怜悯地看待这些可怜人们，尤其是当他们还带着妻子和儿女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痛苦地埋怨自己的命运——咒骂贵族老爷、咒骂俄罗斯人、咒骂瑞典人，同时也咒骂鞑靼人——同时又那样热烈地期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首先需要他们度过长达五年的漫长苦役生涯，然后才有资格获得国籍、拥有土地，而这往往才是幸福生活的开端。”

    “如果说波兰人已经很悲惨了的话，那么我想充当铁路工人的瓜拉尼人则更是悲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永远忘不了我到这里时的初次印象，在他们的聚居区，所有活物都仿佛染上了一层消极的色彩：生病的小孩穿着一件衬衫，光着脚，在深秋寒冷的晨露中坐着；大人们也被沉重到喘不过气来的劳役压惨了，他们常说‘我们用不着期待什么好事，坏得不能再坏了’；我沿着柳树营到定军堡的铁路建设工地徜徉，留神观察着我所遇到的每一个瓜拉尼人的面庞，几乎没看到一张脸是具有健康和满足的气息的，不断碰见力气衰竭的人倒在地上。我很忧伤地看着这些不幸的人，在这仿佛被沉重锁链锁住一切的气氛中，绝望和麻木不仁像是沉重的深渊摧残着每个瓜拉尼人的身心，这就是你经常听到瓜拉尼人成批死亡的原因所在——其中往往包含着妇女和儿童……”

    抽完一袋烟后，邵元义才写完信，在将信纸塞进信封并密封好后，他长长地舒了口气，自言自语道：“这次随队而来的还有中央铁路公司老总杨，这位大人似乎是得到了执委会的某种许诺，要加速完成北方铁路柳定线（柳树营—定军堡）六十多公里的修建了。我看路基两侧的铁路器材、工程机械堆积如山，而且筑路工人也多了，除原先不到万名瓜拉尼人之外，又陆续运来了很多斯瓦西里人、刚果人、萨卡拉瓦人、贝齐米萨拉卡人、特维尔切人、克兰迪人、科萨人，这是要赶着在明年就把铁路修通到定军堡么？那么然后呢，从定军堡到杀胡堡这三十多公里的路程怎么办？继续抽调人手修建？未尝没有这种可能啊，听说现在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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