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到工场做工的事情，这与传统士绅产生了一定的冲突。淮安府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种地的传统本来就很深厚，占用了大量的劳动力人口。结果几十年前又让天杀的东岸人搬走了五十万人口，后来虽然平稳发展至今，但仍然没能恢复当年鼎盛时期的人口数量。现在因为海贸盛行的缘故，需要大量劳动力进工场做工，自然导致了与传统士绅的冲突。

    平心而论，满清朝廷其实是不太希望看到社会上这种乱象的。但问题在于他们现在急需要钱，很多的钱，因此对海贸持支持态度，连带着对那些为海贸加工商品的商人也持支持态度。更何况这些商人并不是没有根脚的，很多人背后站着的都是朝中大佬，指着靠海贸的巨额利润来分一杯羹的，因此使得那些传统士宦家庭及其代言人在朝中根本没起到太多的作用，搞得地方上纷争不断，让冯瑜这等心忧国事的人是长吁短叹。

    冯瑜作为新学干臣，内心中自然也是倾向于工商业人士的。不过作为地方主官，他也深知不能太过于偏颇，否则怕是会影响大局，即必须牢牢秉持“赋敛轻”和“刑罚平”的准绳，尽一切可能安定朝局。地主士绅家里的地没人种，收入减少了，就少收点税；双方发生各种冲突了，严格按照法律来，如此才是正道。

    当然冯瑜也知道这种事知易行难，理论上这样，实际执行中是那样，根本每个准。你看，他自己到海州赴任后，不也打了士绅商人们的秋风吗？这哪点能体现“赋敛轻”了？不过呢，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不都得有个原则或纲领么？做不做得到是一回事，有没有则是另一回事。

    “……固本养民，重在奖廉吏。方今宦途日杂，能吏虽多，廉吏颇少，更多则乃病国以肥身家，剥民以媚大吏。朝廷宜访查廉吏，露章保荐，特加讲擢以风其余。”写完这段，冯瑜其实还是蛮自得的。他虽然一年下来也收下属不少孝敬，某些常例银子也照收不误，但自认为是清廉的，因为这些钱都是正常的人情，收了实属正常。

    比如逢年过节，下属送些钱物，收了有什么可指摘之处吗？某些常例银子，如临时课征做某事后剩了点零头，按照常例在补足官署日常办公费用之不足后，可以给上上下下每个人封个红包，发发奖金，将这笔结余分掉。这种钱，理论上来说是公款，不能擅用，但问题是全国官场都是这么处理的，拿了也无可厚非，只要不太过分。除此之外，冯瑜倒还真没收过什么钱，说起来也算是清廉有为了，因此他认为奖廉吏是固本养民之举，非常重要。

    当然他这种想法可能有些理想化。事实上以满清朝廷如今的情况，廉吏实属凤毛麟角，少得可怜，且多在清水衙门，平日里牢骚满腹。如果朝廷真靠这些人的话，说实话也是玩不转的，他们发牢骚放炮可以，但做实事未必就行了，搞不好还会给国家造成不小的损失。不过这是冯瑜的时代局限，在17世纪末的满清，虽然官场大部分都贪，但反贪却也是政治正确，冯知州浸淫其中，自己又不怎么收钱，自然会产生提拔廉吏可以固本养民的错觉。

    “……筹议实边，于此非常之世，尤为重要。噶尔丹狼子野心，窥视中国，朝廷调兵围剿，却屡屡失机。十余万精锐勇武之士疲于奔命，师老兵疲。况国用开支亦极浩大，长此以往，民甚苦之，不若起近边大军实军屯之举，以节省库帑。”

    “……蒙古地域辽阔，可供军屯之处甚多。一旦畜繁则富，马壮则强，农工作，地利兴，故募兵军屯可以练兵，可以省饷，实为巩固边疆之良策，击破噶尔丹之根本。”

    写到这里，冯瑜明智地没有提满洲军屯的事情，其政治风险着实有些高。别看朝廷总提满蒙一体、满蒙一体的，但说到底蒙古人的地位还是比不上满洲人，因此在蒙古募兵移民进行军屯是可以的，但连带着提起满洲就非常不智了。冯瑜并不傻，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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