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秦凤、泾原两路今次的损失加起来都多！”赵顼说起战马的损失，就是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因为大宋军中的战马实在太少了。

    有马的称作骑兵，没马的唤作步兵。可是在如今的大宋，就算是骑兵，也不一定有马。‘天下应在马凡十五万三千六百有奇’，这是去年枢密院连同群牧监一起统计上来的数字。也就是说这十五万三千六百匹马，是如今大宋军中的在籍军马总数量——包括了驮马、驿马和战马。以驮马、驿马及战马之间的数量对比，很可能超过了四比一。

    分到秦凤路的战马就只有五千。但是就跟登记在兵籍簿上的人数和实际的兵力之间，有着极大差别的情况一样。秦凤路写在纸面上的战马数量，其实也跟真实数目有着很远的距离。明面上的五千骑兵，实际上仅有四千余人，其中拥有战马的，则更是降到了三千多。

    除了秦州城中的两个指挥接近满编，其余驻扎在各个边境城寨的骑兵指挥，基本上只有六成到八成不等的兵力。而且这还是在年年战事不断、兵员空额不多的秦凤路，如果是在河北、中原等地，情况其实会更糟。

    赵顼只是对军中的空额稍有了解，看到今次在渭源的骑兵损失，就已经心疼得不得了。而在地方任官三十年，在群牧监也做了几年判官的王安石，对军中弊端，比赵顼肤浅的认识可是深刻得多。

    陕西河东的实际兵力，可以按兵籍簿上的八成算；京中、河北则得按六成计；蜀中、荆湖能动用的军队，大概是实际数量的四五成；至于江南，直接当作没有比较好。而战马的情况也是与人一样。

    除了战事不断的陕西河东以外，大宋其他地方的军队早就烂透了。在军中势力盘根错节的将帅，把大笔的军费花在自家人的身上，占据了每年国家财政八成的军费，就这么让大大小小的军痞给分块吃掉了。有多少用在了兵备上？

    王安石为王韶辩解道：“如果王韶建功，顺着熙河而来的战马，能把所有的亏空损失都填满。”

    “可汉儿的确不如蕃人堪战。托硕、古渭两次大捷，王韶动用的都是蕃人，损伤少的可怜，而今次对上的禹臧花麻，让王韶动用了缘边安抚司的军队。最后的结果是其他人只是被迫退而已，虽为大捷，但损伤比起之前两次，可是要大得太多。这样看来韩绛在延州还做得不错，虽然强行取了汉人的战马，但蕃人有了马，就是如虎添翼。”

    王安石一时不知该如何说才好。对于陕西宣抚司内部的事务，王安石不好插手干涉。而且韩绛其实是代王安石去的陕西。因为郭逵对横山的战略实施缓慢，还有朝中对新法的攻击，使得王安石曾自请出外去陕西。

    当年庆历新政的失败，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主持新政的范仲淹，因三川口之败，而离开京师去陕西代替范雍任陕西宣抚使。当时王安石若是去了陕西，新法也很有可能就此夭折，韩绛对王安石的恩情甚多。在情在理，王安石都不便在陕西军务上干涉太多，反而要为他鸣锣开道。

    ‘也不知横山那里能给出什么答案。’王安石心里想着。

    在罗兀城上的失算给了宣抚司上下当头一棒，很明显现在是在拯救横山的危局。相较于横山，河湟的地位就不那么高了。如果在十年前，或是二十年前，当党项人倾巢而出，关西四路没有被攻下一座重要的城寨就已经是个可喜可贺的胜利。

    可如今，大宋的国力日盛，对于仅仅是逼退敌人的胜利，再算不得什么功劳了。就像今次的渭源之战，让禹臧花麻狼狈而走，虽然因为对付的敌人不同，而难度则更高，只是跟前两次大捷的战果比起来，感觉上还是黯淡了许多，赏格怎么也高不起来，对此不满意的人也很多。

    至少韩绛是不满意的。从他这段时间的几份奏章上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一门心思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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