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全都从宗正寺中除名，只给太祖、魏王等几房留下一脉来承宗祧。后来的均输法、市易法，无不是砍在宗室们的经济基础上。

    由于太宗得登大宝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宋室天子对于宗室的提防一代代都没有松懈过。不论是将宗室们摒弃于朝政之外，还是刻意将宰相的排位置于亲王之上，无不是借用着士大夫的力量来压制宗室。

    多少年下来，如今的宗室都是攀附在皇权之上，有影响力但没实力，才会在得到天子支持的宰相面前根本做不到正面抗衡。他们能做的也只是设法去动摇天子的决心，而不是能够像文臣一般强硬起来能逼得皇帝改弦更张。

    要求情的尽管去求情好了，但如果天子想要将他们轻轻放过，王安石绝对不会允许！

    抄没来的百万石粮食难道还能还回去？！向着天下亿万兆民承认朝廷这一次做错了，奸商们日后尽管可以囤积居奇好了，朝廷不会因此降罪的！

    这完全是个笑话，年前因为粮价高涨而引发的市面萧条，其所带来的民怨尚未消散。若是将三十七名奸商轻轻放过，京城百姓们的怨气就会聚集到天家身上。更别说囤积居奇的行为如果不受的惩治，将会给日后带来多少恶劣影响！

    作为宰相，有着三十年官场经验的王安石，地方上的情况他比天子了解得还要深入，从地方官员奏章看到的东西，也要比连东京城都没出过几次的天子多上许多。

    京师乃天下之中，东京城的物价波动，理所当然的会影响到地方上的物价。当京城中物价一倍两倍向上翻到时候，京东京西、乃至两淮等地，物价也都是跟着向上急涨，而当奸商们锒铛入狱，中原各路的物价却又同样的在短时间内应声而落。

    现如今，地方上的商人们都盯着这一桩案子。如果不能给予足够的处罚，他们必然又会兴风作浪。尤其是如今的灾情一步步的加重，商人们的得意必定会让百姓受尽盘剥。这一点，是王安石绝对无法容忍的。

    心中有了定见，今日不当值的王安石就很平静的坐在书房中，一切就要看皇帝如何决断，然后才能决定自己要该怎么去做。

    京城物价的危局刚刚结束，而流民尚未大批南下，上元节之前的这些天，对他可说是难得的休息时间。趁着闲暇，王安石将这两个月耽搁下来的《三经新义》拿起来开始审订。

    《三经新义》是王学一脉对《诗经》、《尚书》和《周礼》的重新诠释。其中《周官新义》由王安石本人负责，差不多要成书了，厚厚一摞手稿就放在桌面上。王安石字如其人，急性子的脾气到了纸面上，便是如同斜风细雨，一笔行草透着峻急。

    不过王安石今日正在考订的并不是自己的手稿，而是由王雱所编写的《尚书新义》，另外一部《诗经新义》则是由吕惠卿领头撰写。

    “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王安石批改的正是《尚书》中的《洪范》一篇。

    洪范九畴，传说是传为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乃是以《洛书》为本源。在《汉书》中，就有‘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的这么一段话。

    但经义局对于《洪范》一篇的重新注释，着眼点却主要放在利义之辩。

    《洪范》九畴，就是九条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其中第三条的八政，说的是治国的政务手段。而八政之中，食排第一，货排第二。食货之事，自然与利有关。既然三代之时，将食货放在八政的前两位。那么利之一字，当然就是朝政之根本。

    其实这也是盱江先生李觏的见解。王安石的学说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李觏。作为南方大儒的代表，李觏一改旧时儒门重义轻利的理论，而将利放在与义平齐的地位上。

    不过李觏所说的利是公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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