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来打动他们了，他们顶多也就知道这是和打仗有关的，毕竟“从军行”就是参军打仗嘛！但对于中国古代战争的规模形式方法等等，那也根本不是他们那贫瘠的历史，稀少的人口基数也决定了他们的古代战争规模不会太大。

    这就完全要靠音乐来表现了！也不能指望这些国外的观众为了这首音乐而跟钱淑媛黄静她们一样，去深入了解盛唐边疆战事各种诗词歌赋什么的，国内的观众其实也差不多。

    当然，秦放歌要是创作和西方音乐相似的无调性民族音乐作品，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只是他觉得，那样一来，就和传统文化割裂开来，如果是用民族乐器演奏西方音乐的话，没有太大的意义。民族音乐嘛，还是要立足中华民族独有的东西。不过他写的这些音乐作品，算不算得上是民族音乐还未尝可知，不用想也知道，肯定很多人是不会承认这就是民族音乐的。左琴她们也称这是新民乐，和传统民乐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差别的。

    我国传统民族器乐曲都是有标题的，其标题有“标名性标题”和“标意性标题”两种。标名性标题，仅具曲名的作用，与曲意无直接关系。理解乐曲需从其曲调、节奏、调式、速度、力度等诸音乐要素所构成的音乐形象来领会。有的标题源自古代声乐曲、词牌曲、民歌、原戏曲剧目的曲名，如《浪淘沙》、《万年欢》、《满庭芳》、《一枝花》、《茉莉花》、《关公过五关》等。有的标题来源于乐曲的结构特征。如《句句双》指乐曲中每一乐句都重复一次，成双出现;《梅花三弄》中的三弄是同一主题反复出现三次等。有的标题以乐曲首句的谱字来定名，如《工尺上》、《四合四》等。有的以乐曲的调式来定名，如《凡调》、《小工调》;有的以乐曲的用途或演出形式来定名，如《抬花轿》、《行街》、《划船锣鼓》等。有的乐曲是集几个曲牌的材料组合而成的，其标题往往以原在几个曲牌中抽字组合而成。

    另外就是标意性标题，此类标题是根据乐曲内容，由民间艺人、文人学士或音乐家拟定的，因此标题反映了拟名者对乐曲内容的理解。标意性标题一般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它以概括、凝练的文字提示乐曲内容、某种意境、某种情绪氛围或某个事件。欣赏者可凭籍标题的提示，结合乐曲的音乐形象唤起联想来理解乐曲。《百鸟朝凤》《渔舟唱晚》《夕阳箫鼓》《二泉映月》等等都可以算做这样的类型。

    秦放歌创作的几首民乐协奏曲，不管是《琵琶行》还是《长恨歌》，亦或是《春江花月夜》和这首二胡协奏曲《从军行》，都可以算是标意性标题。好处和坏处都很明显，好处是更容易让观众理解音乐的主题，但也可能束缚住大家的思维包括他自己创作的时候也是如此，都局限在这样的主题中。

    这和无调性的音乐可以充分发挥观众的想象力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但不管是秦放歌自己，还是林宝卿她们一众姐妹，都能坦然接受这些优缺点。

    在钱淑媛她们看来，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音乐，即便再怎么优秀的作品，只要别人存心，怎么着都是会被挑出毛病来的。那又何必去在意那么多，只要自己喜欢，也能有观众认可就足够！

    而她们对秦放歌创作这些音乐的喜欢程度，甚至更在喜欢他本人之上，这也很能说明问题。

    而秦放歌创作这首《从军行》，选择以盛唐诗人王昌龄的诗作为主题，原因也是很明显的。王昌龄特别善于采用心理描写，表现细腻多变的感情。王昌龄在诗中较早地抒写征夫心灵的一位诗人，他或通过瞬间征夫的心理变化，描写他们跳动的心曲；或通过营中的歌舞声，对征夫的内心痛苦进行抒写;或者借助边关的特有的生活场景，写征夫内心的忧愁;或者借战争，写守边将士捍卫国家尊严的英雄气概。可以说感情的抒发非常细腻、真实。

    这些心理活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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