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李由过来，倒还不真只是为了私欲。

    有一个来自千年以后的前世记忆，对我来说是好事也是坏事，最明显的坏处就是在于，我会不自觉地用前世所知道的“常识”来代入这个世界。

    于是我总会不自觉地忽略不少事情，找一个有能力也敢于指出我想法偏颇的，而且不会好奇我怎会如此没尝试的人就势在必得。

    更别提李由作为我哥的伴读，接受的政治教育也算是和我哥看齐的，我这么大材小用倒有点“杀鸡焉用牛刀”的味道了。

    也亏是如此，我才注意到了不少地方。

    比如说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作为千年后仍然实施的人口普查手段，在我朝，“五家为保，十家相连”，于是“一家犯错，十家牵连”的连坐制度才会顺利地推行下去。基本每三年普查一次。

    但是，有一个我原先并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能够成为户主的人，必须满足两个要求一是不能是商人、开客店者、赘婿、后父。二是必须是土地拥有者或是官府授田的对象。

    士农工商，商人为何放在最后

    最直观的原因，是这个时代的商人基本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创造“生产价值”。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不存在生产力过剩的现象，商人在做的事情只是纯粹的“套利”把一个地方的好东西卖到另一个地方来卖，以此赚得差价。

    在这期间，商人甚至没有办法带来更多的技术改进无论是绣花的布，还是打磨的玉，或者是粮食收成，此时的商人只是作为中间转运的功能，他们并没有圈养一批“工人”为之服务。

    说得再简单一点，在天下人都没办法吃饱的现在，第一产业农业并不发达的时候，国家根本不可能鼓励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

    家奴。

    我朝以法为尊，各个等级的人允许畜奴的个数也有定论，但是奴隶属于个人财产，并不放在户籍制度的人口普查里面。奴隶又生奴隶，生下来的子孙后代也属于主人的财产。

    如果说商人并不会被现在的国家所鼓励，那畜奴又何尝会呢

    我听着李由的声音，徐徐地叹了口气。

    我现在所看到的我朝制度，还是在商鞅极力变法后的结果，他甚至制定了“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惩罚机制，也就是说，家里有两位成年男子以上必须分家，否则加税这样子可以刺激小农经济，以解放劳动力。

    当然，一般的世家也不会缴不起这个税钱，不过也是因为这个规矩的存在，才使得李由单独立府的事情成为了可能。

    我想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何商鞅会落到最后那样的结局。

    商鞅变法，剑指世家。

    任何一个长久地、固化的等级机制存在，必然会阻扰国家的进展。世家占据了太多国家的资源，却没有办法带来与之相应的创造成果。

    这必然是资源的浪费。

    若是没有家奴，哪怕所有家奴都去好好种地，也会比现在带来更多的产收。

    我看着我和李由一起画出来的折线图。

    画了一个出生率，画了一个死亡率，也画了一个净出生率。

    古代的死亡率真的很高，七十古来稀，不论是战乱带来的死伤，还是这些年修建长城，以及各地的天灾，除了医疗水平低下的原因，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养不起。

    感谢商鞅要求户籍统计的时候还要求统计每个人的年龄性别和出身，我画着男性和女性的净出生率，原本以为有修建长城的原因，女性的存活率应该高于男性才是事实却恰恰相反。

    在粮食稀缺的时候，女性自然是最早被舍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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