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推断:“天下郡国虽众、袁氏虽贵,而肯从袁本初者怕却也会不多”。
一方面是董卓兵强将勇、占地利之便,一方面是袁绍“理亏”,响应他的地方郡国可能会不多,那么讨董这事儿显然是难成的。
荀贞点了点头,心道:“姚叔潜的话倒是没错。”
他从后世穿越来的,知道讨董的经过,所以虽然现在还没开始起兵讨董,却也知道姚昇的分析、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首先,在原本的历史上,促成讨董这件事的固是袁绍等人,可真正起到讨董的关键推动作用的却是桥瑁,要非是桥瑁的“诈作三公移书,传驿州郡,说董卓罪恶,天子危逼,企望义兵,以释国难”,没有他“诈以三公为名,呼吁州郡起兵”,拿出“三公”来做“讨董”的政治号召,袁绍再能耐,讨董这事儿也不一定能做起来。
其次,即便是有了桥瑁的“诈作三公移书”,响应袁绍起兵的那些州郡长吏们也不多,只有十来人,而且这些人大多是和袁绍关系紧密的人,袁绍、袁术、袁遗三人不说,都是袁家子弟,韩馥是被迫的,其余的那几个如孔伷、桥瑁、刘岱、王匡、张邈、张超、鲍信、曹操等,则要么本就是袁党中坚、要么是一向和袁绍交情极佳、又要么是早就依附袁绍了的。
像李瓒、陈纪等等这些也是一郡太守,同时也是党人名士的诸人就没有一个响应袁绍的,徐州刺史陶谦去年刚击破徐州黄巾,手中很有兵马,可也没有跟着袁绍起来讨董,只是坐观而已,由此就可看出,“讨董”这个事儿的本质不是“天下郡国讨董”,而其实只是“袁党讨董”。
既然即便有了“诈作三公移书”,也是响应寥寥,只是“袁党”讨董,而在起兵后“这些讨董诸侯”又是各有心思,仅仅是表面上遵袁绍为盟主,实际上并不肯卖力去击董卓,那么这件事最终的结果自然也就如姚昇的判断了:“亦难成也”。在原本的历史中,也确实没有成功。
不过,话说回来,这件事虽没成功,可它的意义却是长远的。
最关键也是最主要的一个意义:这件事在“讨董”上虽没能成功,但却“成功”地揭开了“汉末乱局的大幕”,而参与此事的诸路诸侯,因是“乱局大幕”的直接揭开者,在一定程度上就占到了一定的先机。
所以,讨董这事儿成不成功不重要,荀贞认为,重要的是一定要参与进去,不但要参与进去,还要争取做出一定的成绩,以把自己和那些怯战、自保的诸侯们区分开来,获取更大名声。
荀贞笑问左右:“叔潜此话,卿等以为如何?”
“今之局势较之往日虽已有大不同,但讨董这件事,还是要做,而且是必须做的。”
诸人转目观之,说话的是戏志才。
荀贞问道:“志才此话怎讲?如叔潜所言,讨之不易,为何还必须做?”
“昔晋周受厉公之逐,客居洛阳,身虽不在国内,而‘晋国有忧,未尝不成,有庆,未尝不恰’,何故?‘为晋休戚,不背本也’。今君侯与袁本初亦可谓‘休戚相关’,袁本初如败,君侯何去何从?”
“晋周”即晋悼公姬周,姬周是春秋时期最为杰出的君主之一,他年少时,因受晋厉公的排挤而不得不客居周地洛阳,虽然身没有在晋国的国内,但每当听到晋国有战乱忧事,他就忧心忡忡,每当听到晋国有什么喜庆的事情,他就非常高兴,这是因为他虽然被排挤出了晋国,可他毕竟是晋国的“公子”,他的命运和晋国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
放到眼下来说,荀贞和袁绍的命运如今也是“休戚相关”。
他和曹操交往甚密,很早前就因为曹操的引荐而成为了袁党一员,“魏郡太守”、“颍阴侯”、“左中郎将”,包括现在的“广陵太守”都是袁党给他活动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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