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周边豪长资助的，甚至还有官吏牵连其中，而私下饮酒者也层出不穷。”多的不说，不少在战争期间立下军功的将士就曾在禁酒期间于邺城家中大醉，外出嬉闹，被执金吾抓了。

    “虽然大理寺已经审理此案，没收酿酒器具，对群饮者罚钱，并将知法犯法，勾结私酒坊的官吏一律废黜不再任用。但都城脚下如此，郡县上更不必说。”

    计然认可地点了点头，如今这项禁令已经完全流于形势了，这一法令制定的出发点是因为认定“节约粮食”，但实施的结果却事与愿违。

    禁酒之后，因为贩卖私酒的利润很高，地方豪长、富商争相酿酒，粮食非但没有节省，反而耗费得更多，甚至催生了郡县上的有组织犯罪。其中以东阳、河内等富庶地区更甚，寄托于边关几而不征，鲁卫那边也有私酒流入

    在吃了这次亏后，无恤也明白过来，在华夏这样一个追求现世福祉的社会中，无论出于道德、政治甚至是人命关天的理由，再严厉的禁酒令也不可能持久。后世的禁酒者如商鞅、汉文帝、曹操、刘备等，无一不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向现实让步。

    因为民众饮酒的需求是根本压制不住的，春秋之际饮酒之风盛行，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逢年过节，只要家境不太困难，劳累了一年的人们都希望能喝点小酒，手舞足蹈一番，至于酿造这口酒的粮食会不会是百里外饥民活命的口粮，饮用者并不在意。在乱世里，饮酒还尤其能安抚人心。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怯于祸患，只能借酒醉忘掉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酒自然就禁而不止了。

    于是赵无恤对计然说道：“故而寡人觉得，既然酒难以禁止，其实可以换一种办法，既能遏制私酿的风气，还能让府库增加收入。”

    计然是财政经济上的行家里手，立刻会意，笑道：“君上莫非是要在赵国实行半禁半驰，民间禁止酿造，只由官府实行酒类专卖？”

    ……

    赵侯无恤元年一月，为了顺应举国同庆的气氛，赵无恤通过大理寺宣布：解除去年颁布的禁酒令！

    一时间，民间各处富户、中人之家交相举杯庆贺，大夫和官僚、军吏们也在对这项举措拍手叫好之余，也大大方方地抬出了家里地窖中藏了很久的酒水，准备开怀痛饮。

    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这条政令还有后半截：“即日起，赵国实行酒榷！”民间禁饮法令解除，但禁酿之令仍在，私自酿酒的罪责更是加了一等，而官府将对酒类实行专营，以独占酿酒和销售的利润。

    对此，左史丘明的记载尤为精到：“自此，名禁而实许之酤，意在榷钱，而不在酒矣。”也就是说，名义上禁酿，其实又只许官府经营，目的是在从中抽税，而不是禁酒本身了。

    上头严令之下，地方上也不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雷厉风行地查出早就盯上的各处私酿，或收编或捣毁。一时间邺城及各郡县周围的大酿造坊都清扫一空，随之而来的，是酒肆重新开张，但摆上案几的，都是打上了官府专卖标示的新酒。

    对此，参与了私酒酿造贩卖，现在又被抄家的贵族、豪长、官吏，投机商人们自然叫苦不堪，可酒水的消费者们对此还是持欢迎态度的。虽然官府专卖的酒比起私酿贵了一些，可胜在质量，尤其是那些外界不知其制法的烈酒、清酒，更能卖出天价。

    这些酒榷收入对于入不敷出的赵国财政而言，犹如一剂强心针。酒榷政策实行后，仅仅是通过酿酒销售，太府即可以获得百分之二十的盈利。如果再加上高额的酿造利润——官府的作坊每生产一千钟酿酒，至少可得到二十万钱的盈利，其收入无疑是一笔很大的数字，确实能够解决财政上的匮乏。

    二三月份时，在“寓禁于征”里尝到了甜头的赵国太府，又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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