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三部通过兼并和内讧下来，依旧还保持了各自约数千骑不等的人马；虽然剩下的都是老弱妇孺了，但是放在边地也终究是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

    因此，周淮安在思虑再三之后，还是在外事处、行人司等各个相关部门，所递送上来的方案和建议成条当中，选择了一个不叫保守和折中的处置方案，同时又额外添注了一条要求。

    这样，这硕果仅存的党项三部，虽然避免了最激进方案当中，被惩罚性就地肢解拆分或是就地绞杀的命运；但是作为仅存的上层首领及其亲族，却是必须指定可看家人选之后，集体迁移到长安附近来定居。

    此外，这三部还要各出一千弓马俱全的控弦之士，加入到周本的军事序列当中去，作为附从的辅卒骑兵大队听效上一段时间；再送出族内同样数量的少年来，送到关内来接受童子营的编练。

    毕竟，在草原之上一鸡死一鸡鸣才是最基本的常态，就算是把党项人全部杀光灭绝了；但是留下来无主空白的草场牧地，自然还是会有新的塞外部落，继续填补进来。

    然而，若是从内地征发百姓和军队去屯垦的话，因为草原地带普遍相对土地贫瘠而产出匮乏，再加上道路和通讯条件落后的缘故，也会让维持相应存在的成本，一下子剧增道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

    这也是大多数封建时代中原政权所要面对的类似问题；在相应的生产力和动员能力，达到军队投放和维持边界的及限制后，就算再大的战果也就无法转换为相应的疆域扩张的利益，反而变成拖累和削弱国家实力的弊端。

    因此，还不如暂时维持一部分实力大损，却相对熟悉地方情况，对于太平军有足够的敬畏和服从之心的本地藩部，继续保持一定的存在感，来排斥和驱除掉那些陌生部落迁入所导致的意外因素。

    当然了，虽然在历史上被戏称为脏唐乱汉的说法，但从某种意义上严格说起来，有唐一代的边塞政策和对外方略，也是历朝历代最为积极进取和卓有成效的；比如比如贯穿了有唐一代的延边城傍制度。

    也就是用被击败和征服的东西突厥、后突厥、铁勒、薛延陀、回鹘、契丹等塞外部落，提供牛马来源、充当延边军镇的仆从军和建立类似边境缓冲区的存在。

    虽然其中也不免因为用人不当或是内部斗争等因素的牵制和拖累，导致了有好几次大型翻车现场；但只要中土政权本身保持足够的稳定，便每每都能够依靠雄厚实力和庞大体量，从颓势当中给纠正过来。

    因此，哪怕到了唐快要灭亡的前十几年，还是能够一纸诏书轻易的召集起五路大军，把在代北举起叛旗的沙陀朱邪氏族，给硬生生打成了只身遁逃的孤家寡人；还能在南方收复被南诏入侵的安南之地，并且打得对方遣使求和。

    而作为诸多更替的城傍部族势力当中，得以延续到五代时期的两支族群；无论是雁代的沙陀人还是盐夏的党项人，都已经完成了相当程度的半驯化；而活跃在围剿黄巢起义军的战场当中。

    所以到了五代之后，以李唐继承者自居而建立后唐的沙陀军事集团，干脆就与中原各地军阀已然毫无差别；而到了党项李元昊的时代为了割据建国，还不得不生造文字和风俗传统，推行逆向的党项化。

    也可以说，唐代的对外攻略和草原政策的执行效果，除了后世通过输入（对中下层）喇嘛教和梅毒，和（上层）联姻手段，来完成长期羁縻和控制草原的满清政权之外，甚至还要比汉朝更进步一些。

    毕竟，有唐一代虽然出过好些奇葩的例子，但始终就没法像外来的满清统治政权一样；世世代代的把女儿嫁到蒙古部落离去，再用身材五短大饼麻子脸（天花、鼠疫重灾区后遗症）的蒙古女人，不断填充自己的后宫。

    最终，把蒙古草原上有点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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