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农不稳无商不活在农牧上坚持治本在商业上安东也是大开方便之门尤其体现税收以及货物进出的宽松。
    自古以来历代王朝都坚持一个重农抑商的政策这是一项基本国策也是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决定的。
    同时于统治阶级而言过度的商业活动既会影响从事农桑的劳动力人口也会增加人口的流动增加治安的隐患最重要的是不利于官府的统治管理。
    时至如今大汉各地官府在治安管理上遇到的最大麻烦还是那些走南闯北时刻处于流动状态的商业人口。
    即便朝廷在户籍制度上是坚决强力推行也是不可能做到无死角监控至于跨道州甚至跨县镇办案都十分困难。
    因此天下的官员们虽然知道商业活动的好处以及必要性但为了政绩为了安稳他们仍旧更愿意将治民拘束在土地上那样既能创造生活资料也更利于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而秉持儒本思想的一些官员对商贾就更是大加鄙弃了。
    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在大汉朝廷上下实则也属于常态哪怕大汉如今商业活动日趋频繁商业氛围日渐浓厚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在农与商的问题上农永远是排在前列的。
    而商业的兴旺也基本局限于京畿、诸道州大城市以及沿海一些州县而这些地区之外实则仍旧处于一种相对固化的小农经济状态。
    同时在经商上仍旧伴随着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像盐、铁、茶、酒、糖等产业其大部分资源都是实行国家专卖政策一盘的商贾根本无法参与其中。
    虽然盐、酒早已开禁但其生产源头尤其是制盐仍旧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甚至更加牢固即便承担分销的大商人们也要按照官府的规定要舔着官府臭脚才能正常经营而不遇麻烦。
    各地的商道确实通畅了层层重重的卡税、关税也被废除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严厉且严格的市税尤其在大城市内要是不交足税连市场都进不去。
    像赵匡义在洛阳实行的人货进出通道分离如今已经被全国各地的官府给学了去这也确实极大地减少了商贾逃税、漏税的可能除非不想把货物售卖了城市中去。
    限制的同时也意味着规范至少还从没有一个王朝对商业从事人员、活动及税收有过如此细致明确的管理并专门制定了一部《商法》。
    当然赵普等大臣最初制定这份法案的初衷是为了割商人的韭菜也缓解财政拮据却反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毕竟在《商法》的框架下进行合法商业贸易从事商业活动这本身就是一项进步也是商人们愿意接受的。不愿意遵从商法的那是奸商自然需要惩罚愿意遵从的自然就是良商了只要服从管理照章纳税就可以安心经营。
    事实上对大汉商业的推动刘皇帝是有大功的要不是他时不时地商人说好话大汉如今的商业氛围也未必有这么“宽松”。
    但即便如此也无法改变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无法改变大汉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农业帝国在生产力没有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情况下大汉的商业也只能局限于此也难有更多的突破发展政策的限制始终在那里。
    甚至于就是刘皇帝如果真因为过度的商业发展影响到了农桑渔牧影响到了农业产出影响到了社会治安威胁到国家稳定那他也会毫不犹疑地举起大刀乃至屠刀狠狠地砍下去什么都没有帝国的安全与稳定重要。
    在这样的情况下刘煦在安东也采取了一些堪称激进的劝商兴商政策比如商税的大幅度降低像商人开放安东的各项资源包括木材、皮货以及各类动植物资源就是矿藏也持对外开放的态度只是被闻听消息的东京给叫停了。
    不过对于金银矿这样的贵金属还是同意让商贾开采、冶炼只是要加强监管。而在这方面也着实吸引了不少人甚至在安东掀起了一阵淘金热。
    一直以来像矿藏这类资源都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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