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光是进城打工人员的称呼，比如修水库，挖水渠的也叫民工。而他们又不等同于后来的农民工，或者叫进城市务工人员，在那个时候农民还是一农为主。上世纪九十年代正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转型的时代。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民工的重要性，或者还没有注意到他们是祖国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自认为本身的素质低，而素质又与受教育的程度有着直接的关联。他们不是天生的笨，然而他们也有理想和抱负，只是思想理念上的差距，从来也不把学习当回事，也不敢想自己能上大学，才被档在了大学的门外。

    在上个世纪的一段时间里，每天半干半稀的糊弄着肚子，人们也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当时粗放的耕种方式，没有新的植物品种，更没有化肥，农药等现代化的生产工具，一亩地六七百斤的产量，很难养活这众多的人口。在农村里那时谁家也有四五个孩子，劳动力少，可吃饭的人却不少。农民们总是想把产量最高产的，东西种出来，红薯是那时候种的最多的植物，它不光产量高，全身都是宝，红薯的叶子可以用来喂猪，在它还嫩的时候，人们也经常吃它。

    占地想了好多年，也没弄明白，这到底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天天吃红薯面饼子，占地总想着换一种生活方式，他总以为城里，会比农村好一些，所以，自从能干活了开始，就去城里打工，他一开始认为这样，自己就是城里人了，其实连他自己也知道想错了，他和他的工友们，只不过是住在了城里，别的什么也没变，还是吃从农村集上，买来的粮食，有了病还是自己拿钱，去看大夫，坐公交车，人家嫌自己脏，还吵了一架。这两年自己从一个打工者，变成了一个管理打工的人，身份似乎变了，其实性质一点也没变，还是农民工。闲暇时占地就琢磨这事，虽然家里的和孩子，都搬到城里住，但是，自己仍然不是城里人，房子是租来的，在这个城市里，没有自己的户口，每次看到自己的，红颜色户口本，（那时非农户口本是绿色的）就觉得脸红，也不知道是自尊心在做祟，还是从小，就种下城乡差别的思想，根深蒂固。颜色的区别就是身份的像征。

    占地终于抽出时间来，可以回一趟大同，看到燕子凸起来老高的肚子，一股惆怅油然而生，“燕子还是让娘来吧，你一个人，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还要生孩子，你要把我分成两半吗，”“不怕，姐说了生二胎好生，”“是、人们都那么说，可是，再好生也得有人，那怕是打个电话也好，”燕子认真的说，“我也想过可是，家里一大摊子，离不开娘，也想过让斐斐的姥姥来，可是她晕车，总不能为了自己的事，让老人跟着受罪，没事你干你的吧，再说，现在不是有了准生证吗，我可以提前，去住到医院那里，”燕子越是这么说，占地越是不放心。

    占地单独去找姨姐，做为医生的姨姐再也劝他：“燕子说的没错，可以提前来住院，这是最好的办法，”在家呆了四五天，又不放心工地，那毕竟是自己的摊子，挣钱多少没关系，要是赔了钱，那可不是闹着玩地。占地想起来东边的邻居，老吴，也是一矿预算科的，跟占地只能算是见面熟，没有过深的交往，家搬过来以后去过两次，哪会老吴的老板子赵婶，还没有退休，赵婶是矿务局，劳动服务公司的保管员，去年退休，那个年代的人均寿命77岁，赵婶别看才55岁，看上去就像个老太太。

    晚上占地去串门，“老吴在家吗，”老吴听出来，是小李，出来开门，“是李队长呀，快进来，”“婶子也在家，”占地，不是不想跟邻居们联系，只是自己什么事也没有，闲在家里，一个外地人，在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城市里，如果没有自己的事干，那就是无业游民，也叫盲流，这不是自悲，当时对盲流的定义，就是如此，好在占地还有租来的房子住，不然就有可能，让派出所当盲流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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